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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乐福彩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9-24 08:17:4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多性侵受害者不得不表现得坚强,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,但事实上,我们过得真的不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透过博物馆的玻璃落地窗,即使在大街上也能看到我的创作。就好像这堵墙完全属于我,我可以在上面画任何我想画的东西。这简直难以置信。因为过去这几年,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把自己藏起来,属于我的空间非常小。但是现在,我有了这么大的空间,这么大的机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有法律体系的尴尬处境是,它处处传递出受害者“存在问题”的信息,她遭遇了性侵,她需要出庭作证。但事实上,她个人没有任何问题,她要的不过是继续自己的人生,但她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段糟糕的经历。我们必须试着帮助受害者理解,这不是她的问题,我们要帮她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一件好笑的事情是,在他们面前我一直表现得阳光、开朗、随和、好相处,我经常开怀大笑,好像我非常享受生活、热爱生活。当他们知道我是性侵案的受害者时,会感到困惑——这和我认识的香奈儿真的是同一个人吗?因为真正的我,其实没有那么无忧无虑。他们需要认识到,外表开朗的我和内心受伤的我,其实是同一个人。许多人其实都很擅长掩藏脆弱,把事情埋在心里。就像我,即使饱受折磨,也能表现得情绪高涨,我想不少受害者也像我一样,在私下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,还要装作没事人一样去上班、工作、参加聚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们总是错误地相信,你只要遵循一定的行为守则,就不会有危险。因为每个人都渴望“安全”,希望意外的发生是可控的。意识到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完全是随机的、不可控的,意识到我们和孩子们在生活中多么容易受到侵害,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太可怕了。所以他们更愿意简单地认为,因为你做了蠢事所以受到了伤害,你只要聪明点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。他们只是希望借此安慰自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京报:你怎么看待“受害者”这个称呼?你不害怕这辈子都要和这个身份绑定在一起吗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勒:因为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是我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就像我的母亲。她从中国来到美国,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加利福尼亚生下了我。亚裔的血统构建了我的家庭,是我身份和自尊的重要组成。这也是我公开发声的原因之一,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脸,明白我是亚裔美国人,而不是法院工作人员写在表格上的“白人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我出席庭审时,比起探究真相,我更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复杂的智力竞赛。对方的辩护律师不停地、迅速地向我抛出各种复杂的问题,好让我“露出破绽”。我不是在作证,而是在接受拷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京报:你在书中提到,你的外祖父对于这件事一无所知,你们一直想方设法瞒着他。在你公开身份之后,你是怎么和外祖父、和你的朋友们解释的?这个过程艰难吗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,对我而言,“受害者”不再是我人生失败的标志。我把自己看作是“受害者俱乐部”的一员,遭受性侵的经历是我入场的门票。这里有如此之多的受害者站出来、为自己作证、让自己向前。我很骄傲我是其中的一员。